【专题】谈“同直婚”、“双性恋的二次出柜”及“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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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作者 半爷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离婚案件中涉同性恋诉求裁处的调研》,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妻、男同性恋、活动家、律师、法官各抒己见,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对此调研进行剖析,其中有法条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立场。


  然而,在同直婚(即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婚姻)的讨论中,仍有不少问题被简化或忽略了,比如,很少有文章谈到双性恋的观点和处境,也很少有人详细地探讨法律有哪些不足,以及社会应当如何面对多元的性。我希望就这些问题深入叙述,因为作为一名双性恋,同时也是一位法律人,两种身份使我更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希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对性倾向和非异性恋正统婚姻等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先说双性恋。在中国乃至西方社会,双性恋受到的误解和歧视恐怕不少于同性恋。双性恋很难在异性恋或同性恋人群中找到认同。跟直人朋友聊天,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或是喜欢的男生;而跟同志聊天,又会自然而然地被问到,你有女朋友吗,你是t还是p。

  双性恋的尴尬正在于此——他们必须要经历两次“出柜”,一次是告诉异性恋朋友我喜欢同性,而另一次,也可能是更困难的一次,是告诉同志圈,其实自己也会喜欢异性。第一次出柜是宣布自己是“非主流”,然而当双性恋们想在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圈里寻求理解时,他们会发现,他们成了“非主流中的非主流”。所谓的LGBT运动,其实大部分时候的焦点是在LG(男女同性恋)上,甚至只在G(男同性恋)上。很多人,包括男女同性恋,对于双性恋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认为他们“男女通吃”,贪得无厌,诡计多端,不懂得忠诚。异性恋会认为双性恋者只是对同性抱有不切实际的性幻想罢了,而同性恋则总是声称所谓的双性恋只是他们打着幌子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而已。因此,现实中双性恋往往被一揽子囊括进同性恋的范畴,例如,在百度或谷歌上搜索中文“双性恋”,出现的网页大多其实是有关同性恋的。   权力总是倾向于化繁为简,因为一个过度复杂的社会难以被规训。因此,在性别二元的默认框架下,人们好不容易开始将直弯两种性倾向放入公共视野,自然会疲于再加入一个“亦直亦弯”,模糊多变的维度。然而,性倾向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双性恋就是一条光谱上的渐变色。在此有必要简单地普及一下关于双性恋的知识,以免在下面的探讨中出现误解:双性恋对于自己的感情并不困惑;他们并不贪婪,不是时时刻刻对每个同性或异性都感兴趣;他们并非不忠,与某一特定伴侣相处到老也是常态,而忠诚与否与性取向并无直接关系;双性恋者对恋人坦白自己的身份,并不一定表明自己曾经、已经或者即将脚踏两船。双性恋的存在使得关于同性恋的“生物说”与“社会建构说”都显得捉襟见肘,也使得这一争论没有必要,因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重要的不是这些性倾向如何形成,而是为什么人们要纠结于它们的成因,为什么它们被视作异常,为什么必须要仰仗一种理论解释才得以合理存在。

  双性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偏差,社会对双性恋的误解和忽略,以及双重出柜的压力,使得双性恋似乎成了一个稀有的甚至不存在的现象,以致于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同直婚顾名思义就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带有欺骗性质的婚姻。事实上,“同直婚”这一概念并不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比“同性恋骗婚”的提法更公正客观。一个社会建构的词汇,必然存在着结构性偏见。把某两人缔结的婚姻专门归类命名,本身就代表社会着对此婚姻的不认可,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把异性恋婚姻专称为“直直婚”?这类似于上个世纪美国对异族通婚的讨论,而“异族通婚”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昭示着一种歧视,而“同族通婚”则从来不需要被分析。更何况,“同直”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狭隘的二元对立,是对双性恋和其他性态的符号性灭绝,并且,在这种结构性偏见之下,任何一种称谓都难以体现中立。法国人把无性婚姻和形式婚姻称作“白色婚姻”,把一方全情投入而另一方半心半意的婚姻叫作“灰色婚姻”,同直婚即可归于后一类。灰色婚姻也涵盖了部分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迫于压力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的情形,因而更能揭示此类婚姻的共同点。另外,灰色在许多文化中虽然偏向于贬义,却没有对特定性别的指称,相比之下能使得少数人群不至于“被失声”。   当然,怎么称呼也不必过于纠结;重要的是,在现今的同直婚的讨论中,双性恋大多“被同性恋化”了,其原因仅仅是部分双性恋也有过婚外同性性行为。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归类忽略了双性恋很可能对配偶的确有感情,并且也可能愿意维持这段异性婚姻。而当同直婚的讨论过分强调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感情上和身体上的对立(尤其是同妻和男同性恋之间的对立),双性恋的处境则很难被异性恋配偶所真正理解,双方继续婚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不知道在法庭上如果夫妻一方起诉另一方为同性恋并要求离婚,而另一方辩解自己为双性恋且不愿离婚,法院会不会对做出对后者有利的判决。对配偶和法官坦诚自己的双性恋倾向的后果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因为这一“非正常”状态几乎已经和“感情破裂”画上了等号。这就使得双性恋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掩藏身份,否认自己的部分性倾向,声称自己是异性恋。   有人说“同夫”很少站出来发声,那么与双性恋结婚或恋爱的人似乎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然而,究竟是他们的绝对数量本来就少,还是他们有一部分是像鸵鸟一样钻进沙里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很多人,尤其是男性,会对自己伴侣的双性恋倾向不以为然,并且往往会认为,就算自己的对象曾经与同性交往过,或表述过双性恋的身份认同,既然你现在是在跟我这个异性谈恋爱并发生性关系,那么你就是个“正常人”,而我也可以不计较你的过去。这种自以为是的宽容和宽容带来的优越感往往使得异性恋一方并不能真正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双性恋伴侣,从而导致在离婚纠纷中又反过来控诉对方隐瞒或欺骗自己。或者相反,如果直人一方非常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一想到自己的伴侣不仅有出轨的可能,而且出轨的潜在对象是其他人的两倍(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就会自己脑补出许多其他问题,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当然,我并不是说跟一个直人和双性恋结婚就一定会出现更多问题,或者如果够相爱够理解就一定不会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有没有那么多的离婚案件供讨论,我们都希望听得到已婚的双性恋及其异性恋伴侣的声音,了解他们如何处理生活琐事和法律问题,而这或许能给陷入同直婚的双方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反歧视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而很多女权和LGBT运动家都意识到反歧视的重要性:说世界上有数百种生物中存在同性恋,而只有人类一种生物有“恐同症”;或号召解决同妻问题要从消除歧视开始。口号的确好听,但一旦涉及法律层面,都没有非常具体的提议。将“性倾向”纳入法条中是第一步,如台湾地区2002年的《性别平等工作法》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反对基于性倾向的就业歧视,在2004年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中也特别强调教育机构对性少数的保护。而欧盟则明确在2000年的《平等就业指令》(Employment Equality Directive)中详细列举了哪些行为属于就业歧视,同时也细化了歧视的后果。此后欧盟还将反歧视扩大到了货物和服务领域,如医生不得因为病人是同性恋就拒绝为之提供治疗,或者司机不得因为客人是同性恋而拒载。很多国家还将对同性恋的仇恨言论或暴力行为明确列为犯罪加重情节,从而给予公众一个威慑性很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反歧视法归根到底是人权法,而人权得以实现的精髓则在于追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侵犯人权或疏于保护时的法律责任。总而言之,若反歧视法真正需要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不是本文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建议法学家和“同运家”脚踏实地,比较研究各国反歧视法律机制,将反歧视的愿望落到实处。

  再回到一中院的报告。其实,报告中的偏见口吻除了出于内化的恐同观念以外,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各界的压力。作为首都的一个国家机关,北京一中院既面临着上级法院和党委的指示,又要面对群众尤其是网友的意见和批评,谨言慎行是难免的。在互联网时代,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报告的最后一句话表现出法院无奈而软弱的“大众路线”:“将性取向正常一方认定为无过错方,‘应当不会有较大争议’”。法律和公共舆论(包括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法治命题,就连美国的九个大法官也难以拿捏其间尺度。然而,不论是司法独立说,还是社会与法的同步说,都应当展示明晰的论点,加之逻辑缜密的分析。而一中院寥寥一句“应当不会有较大争议”,似乎是在用权威定基调,同时向公众推卸自己的责任——反正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异性恋无过错”,而你如果提出异议,那你就是在与大众作对。这是一种粗糙的民主,也是民众对司法的绑架,更准确地说,是法院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自己臆造出来的绑匪百般依赖,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和理性。   另外,还有建议称,同性恋隐瞒身份与异性恋结婚,对不知情一方伤害极大,应当立法使“骗婚行为确认后在民政局登记备案”,以防下一位同妻或同夫上当受骗。然而,如何确认“骗婚”在法律中尚不明晰,公权力很有被滥用之嫌。并且,不是所有行为都适合记入信用档案。西方国家虽然注重诚信,但他们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记录,而非对性倾向、性别特征、性偏好的记录。将同直婚史作为骗婚的一个类型记录在案,实际上是一种“红字”式的惩罚手段。当信用记录被扩大到亲密关系领域时,社会便成了一个十足的警察社会——对性时时刻刻都在凝视和规训,没有过往,没有隐私,每个人都在被迫忏悔。同时,法律又不认可同性伴侣,这使得一些同性恋者很可能用更隐秘的手段欺骗下一位异性恋。这一提议也忽视了双性恋或变性人,因为如果前一段婚姻被认定为骗婚而记录在案,他们想要说服下一位异性相信自己对他们的真情实感则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提议竟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与隐私权的长期缺失有很大关系。隐私权的潜台词就是: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小嗜好不入世人之眼,每个人都可能做一些“肮脏堕落”(当然这也是社会强加的定义)但于人无伤的事,所以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和干涉的权利,而这就是隐私。对与性有关的信息进行备案,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还有许多法律人和“同运家”积极呼吁同性婚姻立法,似乎这是解决同妻问题的万能药。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同性恋骗婚是因为和自己的爱人无法结婚,同时家庭和社会又对婚姻过于重视,那么如果同性婚姻得到合法化,问题不久迎刃而解了吗?然而这种思维是过于简单的,因为就算法律认可了同性婚姻,也不等于社会和自己的家庭就能接受自己与同性结为连理,同性恋者很可能仍然需要进入同直婚以面对压力;就算进入了同性婚姻,社会的歧视语言和身体暴力不消除,同性恋者仍然会四处碰壁。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性婚姻的法律后果无法与异性婚姻平等,那么婚姻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壳罢了。相反,要减少基于隐瞒的同直婚,最紧迫的是要保障同性伴侣及其家人的实体权利,如医院的探护权,税费的平等,社保福利的完善,收养时不受歧视,以及工作上受到平等对待,等等。这些权利都并不是只能附属于异性婚姻关系,甚至也不应当局限于同性伴侣关系。如果同性权益运动只侧重于同性伴侣,则只是在保护“离经叛道”的酷儿中“循规蹈矩”的那一部分人,而忽视了单身的、独身主义的、开放关系的、离过婚并带有子女的人等等。因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未婚的异性恋、单亲的异性恋等人群并不互斥,因为他们都在异性恋正统制以及异性婚姻的霸权下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排挤。良法一定是包容的、合作的、多元的,良性的同运亦当如此。   性与多元社会

  前面谈双性恋想要表明的是性倾向的多元,谈反歧视立法和更加全面的婚姻家庭法则是提倡法律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同意焚书坑儒是不对的,闭关锁国是不利的,开放社会就是应当“百花齐放”,但是当面对性、婚姻、家庭等问题时,很多人立刻变身秦始皇,连忙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打压并埋葬,或者,如果事不关己,就坚决与自己划清界限。我不只一次地听到基督徒说,同性恋就是一种深重的罪孽;也听到非宗教人士说,反正我就是正常人,我身边也从没有过“那些人”,他们跟我无关;或者有人匆匆蒙上眼睛说,我可不想看这些变态的东西。

  让我们再看看瑞典的社会。在很多公共场合,洗手间不分男女,或者专门有一间供所有人用,目的是照顾双性人、变性人以及不愿在二元结构中定义自己性别的人;那里的同性恋允许结婚,拥有和异性恋同样的收养权利,产假、保险、税收各个方面都一视同仁;单亲家庭,独身家庭,多伴侣家庭都不会受到歧视。当然,这些都是以强大的国家福利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长期的宽容文化为基础的。我并不是要让中国盲目模仿,一夜之间就改造成这样。但瑞典兼容并包的氛围至少能让我们知道,性的多元是可能的,也并不必然是危险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对复杂社会如此排斥,对性的多元如此恐慌?酷儿理论家对此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解答,我在此只略提一二。想起大学时上的性教育课,当问到性在心中的印象时,大部分起来发言的人都说是肮脏的、丑陋的、阴暗的,而当有人说到性是愉悦的时,周围则出现了诡异的笑声。传统的性既是如此待遇,那么双性恋、同性恋、变性人这些“舶来品”则更是入不得厅堂了。这里有一个柜子的隐喻:在西方,“出柜”往往是性少数群体内心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走出狭小封闭的空间,阳光地面对家人和社会,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解放,这跟基督教的“坦白”文化息息相关。而中国则强调“家丑不可外扬”,而既然是丑的,就要柜门紧锁。在一个外表华丽的柜子和一个被关起来的孽子之间,许多传统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前者。 我觉得这个跟同妻无关。
你发的这个帖子有悖于“同妻”这两个字对于这个吧所在的内容。
在这吧的同妻大多数都是被骗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以上。有些已经生了孩子了。
同妻的苦恼只是现在正常女性角度来看。
她们的心酸和无奈。
这个于双性恋并无关系吧?
现下的同性恋在找了妻子后在外面还有数名同性爱人,并保持性关系,
这也跟双性恋有关?

既然这帖子里都说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男友有男朋友并发生关系的。
接不接受是个人。
同妻们接不接受似乎跟双性恋没有关系吧?
我看完一楼就看不下去了。
你这个帖子的主题似乎跟同妻的遭遇没有任何关系吧。 有些女人被同害了一生,被传染HIV,被人歧视,觉得对不起父母,觉得自己与孩子的未来渺茫,
这些也跟双性恋有关?
听说楼主是吧主?
这个吧就是为了同妻的悲剧所建的。
而楼主发的这个帖子里一直强调双性恋的立场,意义在哪里?
我只想说,你这个帖子应该发错吧了吧。
我还在别的帖子发现你,我忘了是不是你。
但是的确有出现你的名字。

直呼同妻是猪女,并不可被同情。
在此我只是求证一下,如果不是在此说抱歉 那些说同妻是猪女的人跟那些自大的人渣有什么区别?
本来同妻的立场就很可怜了。
她们的遭遇本来一生都不该出现的。
况且在同妻中腐女的只占少数,那么多好女孩躺枪,还要被别人是猪女?
对此我真想说呵呵。 拿起法律武器,向骗婚的基佬宣战。 本文对性多元化的开放态度很有借鉴意义。有一点愿与大家探讨:“正如王浩所说,同性恋群体和女性群体“共同的敌人是对性的纯洁主义态度”,是对女人的压抑。” 对性的纯洁态度的道德层面如果需要更加提升与开放的话,那么物质层面却会遇到诸如hiv类的尴尬境遇,如果一位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因为婚外性行为将hiv感染给妻子,那么这种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层面的干涉。因为同性间的性行为是hiv发病率最大的!性的多元怎样保持一个彼此尊重的度呢? 我喜欢这篇文章
希望你们这些同妻早日行动,赶快去告。直到国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止。 如果楼主把《离婚案件中涉同性恋诉求裁处的调研》的原文也发上来,是否更有讨论价值?作为一名果断离婚的同直婚受害者,我一直还是持原有态度,不反同,反同骗婚。同性恋也有人权,但是是人都有人权;同妻、同夫缺的只是勇敢,随着经济的独立,社会对再婚的宽容,勇气会慢慢增加,追求自我幸福的人会越来越多。对前骗婚同不一定要帮助他出柜,但是他做演员的生活就是对他最大的折磨。每当他遇到不公平,不顺利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取向是否被人发现了,就要小心谨慎的生活;每当他感冒发烧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自己是否HIV阳性。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生活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我就是起诉离婚的!我发现很多法院根本就不想涉及同性话题!怕取证困难!所以当一般的离婚案子来处理!所以,我感到很委屈!法院在这块还是盲区!
特约作者 半爷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离婚案件中涉同性恋诉求裁处的调研》,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妻、男同性恋、活动家、律师、法官各抒己见,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对此调研进行剖析,其中有法条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立场。


  然而,在同直婚(即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婚姻)的讨论中,仍有不少问题被简化或忽略了,比如,很少有文章谈到双性恋的观点和处境,也很少有人详细地探讨法律有哪些不足,以及社会应当如何面对多元的性。我希望就这些问题深入叙述,因为作为一名双性恋,同时也是一位法律人,两种身份使我更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希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对性倾向和非异性恋正统婚姻等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先说双性恋。在中国乃至西方社会,双性恋受到的误解和歧视恐怕不少于同性恋。双性恋很难在异性恋或同性恋人群中找到认同。跟直人朋友聊天,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或是喜欢的男生;而跟同志聊天,又会自然而然地被问到,你有女朋友吗,你是t还是p。

  双性恋的尴尬正在于此——他们必须要经历两次“出柜”,一次是告诉异性恋朋友我喜欢同性,而另一次,也可能是更困难的一次,是告诉同志圈,其实自己也会喜欢异性。第一次出柜是宣布自己是“非主流”,然而当双性恋们想在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圈里寻求理解时,他们会发现,他们成了“非主流中的非主流”。所谓的LGBT运动,其实大部分时候的焦点是在LG(男女同性恋)上,甚至只在G(男同性恋)上。很多人,包括男女同性恋,对于双性恋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认为他们“男女通吃”,贪得无厌,诡计多端,不懂得忠诚。异性恋会认为双性恋者只是对同性抱有不切实际的性幻想罢了,而同性恋则总是声称所谓的双性恋只是他们打着幌子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而已。因此,现实中双性恋往往被一揽子囊括进同性恋的范畴,例如,在百度或谷歌上搜索中文“双性恋”,出现的网页大多其实是有关同性恋的。   权力总是倾向于化繁为简,因为一个过度复杂的社会难以被规训。因此,在性别二元的默认框架下,人们好不容易开始将直弯两种性倾向放入公共视野,自然会疲于再加入一个“亦直亦弯”,模糊多变的维度。然而,性倾向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双性恋就是一条光谱上的渐变色。在此有必要简单地普及一下关于双性恋的知识,以免在下面的探讨中出现误解:双性恋对于自己的感情并不困惑;他们并不贪婪,不是时时刻刻对每个同性或异性都感兴趣;他们并非不忠,与某一特定伴侣相处到老也是常态,而忠诚与否与性取向并无直接关系;双性恋者对恋人坦白自己的身份,并不一定表明自己曾经、已经或者即将脚踏两船。双性恋的存在使得关于同性恋的“生物说”与“社会建构说”都显得捉襟见肘,也使得这一争论没有必要,因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重要的不是这些性倾向如何形成,而是为什么人们要纠结于它们的成因,为什么它们被视作异常,为什么必须要仰仗一种理论解释才得以合理存在。

  双性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偏差,社会对双性恋的误解和忽略,以及双重出柜的压力,使得双性恋似乎成了一个稀有的甚至不存在的现象,以致于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同直婚顾名思义就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带有欺骗性质的婚姻。事实上,“同直婚”这一概念并不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比“同性恋骗婚”的提法更公正客观。一个社会建构的词汇,必然存在着结构性偏见。把某两人缔结的婚姻专门归类命名,本身就代表社会着对此婚姻的不认可,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把异性恋婚姻专称为“直直婚”?这类似于上个世纪美国对异族通婚的讨论,而“异族通婚”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昭示着一种歧视,而“同族通婚”则从来不需要被分析。更何况,“同直”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狭隘的二元对立,是对双性恋和其他性态的符号性灭绝,并且,在这种结构性偏见之下,任何一种称谓都难以体现中立。法国人把无性婚姻和形式婚姻称作“白色婚姻”,把一方全情投入而另一方半心半意的婚姻叫作“灰色婚姻”,同直婚即可归于后一类。灰色婚姻也涵盖了部分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迫于压力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的情形,因而更能揭示此类婚姻的共同点。另外,灰色在许多文化中虽然偏向于贬义,却没有对特定性别的指称,相比之下能使得少数人群不至于“被失声”。   当然,怎么称呼也不必过于纠结;重要的是,在现今的同直婚的讨论中,双性恋大多“被同性恋化”了,其原因仅仅是部分双性恋也有过婚外同性性行为。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归类忽略了双性恋很可能对配偶的确有感情,并且也可能愿意维持这段异性婚姻。而当同直婚的讨论过分强调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感情上和身体上的对立(尤其是同妻和男同性恋之间的对立),双性恋的处境则很难被异性恋配偶所真正理解,双方继续婚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不知道在法庭上如果夫妻一方起诉另一方为同性恋并要求离婚,而另一方辩解自己为双性恋且不愿离婚,法院会不会对做出对后者有利的判决。对配偶和法官坦诚自己的双性恋倾向的后果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因为这一“非正常”状态几乎已经和“感情破裂”画上了等号。这就使得双性恋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掩藏身份,否认自己的部分性倾向,声称自己是异性恋。   有人说“同夫”很少站出来发声,那么与双性恋结婚或恋爱的人似乎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然而,究竟是他们的绝对数量本来就少,还是他们有一部分是像鸵鸟一样钻进沙里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很多人,尤其是男性,会对自己伴侣的双性恋倾向不以为然,并且往往会认为,就算自己的对象曾经与同性交往过,或表述过双性恋的身份认同,既然你现在是在跟我这个异性谈恋爱并发生性关系,那么你就是个“正常人”,而我也可以不计较你的过去。这种自以为是的宽容和宽容带来的优越感往往使得异性恋一方并不能真正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双性恋伴侣,从而导致在离婚纠纷中又反过来控诉对方隐瞒或欺骗自己。或者相反,如果直人一方非常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一想到自己的伴侣不仅有出轨的可能,而且出轨的潜在对象是其他人的两倍(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就会自己脑补出许多其他问题,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当然,我并不是说跟一个直人和双性恋结婚就一定会出现更多问题,或者如果够相爱够理解就一定不会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有没有那么多的离婚案件供讨论,我们都希望听得到已婚的双性恋及其异性恋伴侣的声音,了解他们如何处理生活琐事和法律问题,而这或许能给陷入同直婚的双方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反歧视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而很多女权和LGBT运动家都意识到反歧视的重要性:说世界上有数百种生物中存在同性恋,而只有人类一种生物有“恐同症”;或号召解决同妻问题要从消除歧视开始。口号的确好听,但一旦涉及法律层面,都没有非常具体的提议。将“性倾向”纳入法条中是第一步,如台湾地区2002年的《性别平等工作法》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反对基于性倾向的就业歧视,在2004年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中也特别强调教育机构对性少数的保护。而欧盟则明确在2000年的《平等就业指令》(Employment Equality Directive)中详细列举了哪些行为属于就业歧视,同时也细化了歧视的后果。此后欧盟还将反歧视扩大到了货物和服务领域,如医生不得因为病人是同性恋就拒绝为之提供治疗,或者司机不得因为客人是同性恋而拒载。很多国家还将对同性恋的仇恨言论或暴力行为明确列为犯罪加重情节,从而给予公众一个威慑性很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反歧视法归根到底是人权法,而人权得以实现的精髓则在于追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侵犯人权或疏于保护时的法律责任。总而言之,若反歧视法真正需要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不是本文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建议法学家和“同运家”脚踏实地,比较研究各国反歧视法律机制,将反歧视的愿望落到实处。

  再回到一中院的报告。其实,报告中的偏见口吻除了出于内化的恐同观念以外,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各界的压力。作为首都的一个国家机关,北京一中院既面临着上级法院和党委的指示,又要面对群众尤其是网友的意见和批评,谨言慎行是难免的。在互联网时代,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报告的最后一句话表现出法院无奈而软弱的“大众路线”:“将性取向正常一方认定为无过错方,‘应当不会有较大争议’”。法律和公共舆论(包括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法治命题,就连美国的九个大法官也难以拿捏其间尺度。然而,不论是司法独立说,还是社会与法的同步说,都应当展示明晰的论点,加之逻辑缜密的分析。而一中院寥寥一句“应当不会有较大争议”,似乎是在用权威定基调,同时向公众推卸自己的责任——反正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异性恋无过错”,而你如果提出异议,那你就是在与大众作对。这是一种粗糙的民主,也是民众对司法的绑架,更准确地说,是法院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自己臆造出来的绑匪百般依赖,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和理性。   另外,还有建议称,同性恋隐瞒身份与异性恋结婚,对不知情一方伤害极大,应当立法使“骗婚行为确认后在民政局登记备案”,以防下一位同妻或同夫上当受骗。然而,如何确认“骗婚”在法律中尚不明晰,公权力很有被滥用之嫌。并且,不是所有行为都适合记入信用档案。西方国家虽然注重诚信,但他们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记录,而非对性倾向、性别特征、性偏好的记录。将同直婚史作为骗婚的一个类型记录在案,实际上是一种“红字”式的惩罚手段。当信用记录被扩大到亲密关系领域时,社会便成了一个十足的警察社会——对性时时刻刻都在凝视和规训,没有过往,没有隐私,每个人都在被迫忏悔。同时,法律又不认可同性伴侣,这使得一些同性恋者很可能用更隐秘的手段欺骗下一位异性恋。这一提议也忽视了双性恋或变性人,因为如果前一段婚姻被认定为骗婚而记录在案,他们想要说服下一位异性相信自己对他们的真情实感则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提议竟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与隐私权的长期缺失有很大关系。隐私权的潜台词就是: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小嗜好不入世人之眼,每个人都可能做一些“肮脏堕落”(当然这也是社会强加的定义)但于人无伤的事,所以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和干涉的权利,而这就是隐私。对与性有关的信息进行备案,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还有许多法律人和“同运家”积极呼吁同性婚姻立法,似乎这是解决同妻问题的万能药。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同性恋骗婚是因为和自己的爱人无法结婚,同时家庭和社会又对婚姻过于重视,那么如果同性婚姻得到合法化,问题不久迎刃而解了吗?然而这种思维是过于简单的,因为就算法律认可了同性婚姻,也不等于社会和自己的家庭就能接受自己与同性结为连理,同性恋者很可能仍然需要进入同直婚以面对压力;就算进入了同性婚姻,社会的歧视语言和身体暴力不消除,同性恋者仍然会四处碰壁。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性婚姻的法律后果无法与异性婚姻平等,那么婚姻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壳罢了。相反,要减少基于隐瞒的同直婚,最紧迫的是要保障同性伴侣及其家人的实体权利,如医院的探护权,税费的平等,社保福利的完善,收养时不受歧视,以及工作上受到平等对待,等等。这些权利都并不是只能附属于异性婚姻关系,甚至也不应当局限于同性伴侣关系。如果同性权益运动只侧重于同性伴侣,则只是在保护“离经叛道”的酷儿中“循规蹈矩”的那一部分人,而忽视了单身的、独身主义的、开放关系的、离过婚并带有子女的人等等。因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未婚的异性恋、单亲的异性恋等人群并不互斥,因为他们都在异性恋正统制以及异性婚姻的霸权下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排挤。良法一定是包容的、合作的、多元的,良性的同运亦当如此。   性与多元社会

  前面谈双性恋想要表明的是性倾向的多元,谈反歧视立法和更加全面的婚姻家庭法则是提倡法律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同意焚书坑儒是不对的,闭关锁国是不利的,开放社会就是应当“百花齐放”,但是当面对性、婚姻、家庭等问题时,很多人立刻变身秦始皇,连忙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打压并埋葬,或者,如果事不关己,就坚决与自己划清界限。我不只一次地听到基督徒说,同性恋就是一种深重的罪孽;也听到非宗教人士说,反正我就是正常人,我身边也从没有过“那些人”,他们跟我无关;或者有人匆匆蒙上眼睛说,我可不想看这些变态的东西。

  让我们再看看瑞典的社会。在很多公共场合,洗手间不分男女,或者专门有一间供所有人用,目的是照顾双性人、变性人以及不愿在二元结构中定义自己性别的人;那里的同性恋允许结婚,拥有和异性恋同样的收养权利,产假、保险、税收各个方面都一视同仁;单亲家庭,独身家庭,多伴侣家庭都不会受到歧视。当然,这些都是以强大的国家福利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长期的宽容文化为基础的。我并不是要让中国盲目模仿,一夜之间就改造成这样。但瑞典兼容并包的氛围至少能让我们知道,性的多元是可能的,也并不必然是危险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对复杂社会如此排斥,对性的多元如此恐慌?酷儿理论家对此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解答,我在此只略提一二。想起大学时上的性教育课,当问到性在心中的印象时,大部分起来发言的人都说是肮脏的、丑陋的、阴暗的,而当有人说到性是愉悦的时,周围则出现了诡异的笑声。传统的性既是如此待遇,那么双性恋、同性恋、变性人这些“舶来品”则更是入不得厅堂了。这里有一个柜子的隐喻:在西方,“出柜”往往是性少数群体内心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走出狭小封闭的空间,阳光地面对家人和社会,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解放,这跟基督教的“坦白”文化息息相关。而中国则强调“家丑不可外扬”,而既然是丑的,就要柜门紧锁。在一个外表华丽的柜子和一个被关起来的孽子之间,许多传统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前者。 我觉得这个跟同妻无关。
你发的这个帖子有悖于“同妻”这两个字对于这个吧所在的内容。
在这吧的同妻大多数都是被骗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以上。有些已经生了孩子了。
同妻的苦恼只是现在正常女性角度来看。
她们的心酸和无奈。
这个于双性恋并无关系吧?
现下的同性恋在找了妻子后在外面还有数名同性爱人,并保持性关系,
这也跟双性恋有关?

既然这帖子里都说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男友有男朋友并发生关系的。
接不接受是个人。
同妻们接不接受似乎跟双性恋没有关系吧?
我看完一楼就看不下去了。
你这个帖子的主题似乎跟同妻的遭遇没有任何关系吧。 有些女人被同害了一生,被传染HIV,被人歧视,觉得对不起父母,觉得自己与孩子的未来渺茫,
这些也跟双性恋有关?
听说楼主是吧主?
这个吧就是为了同妻的悲剧所建的。
而楼主发的这个帖子里一直强调双性恋的立场,意义在哪里?
我只想说,你这个帖子应该发错吧了吧。
我还在别的帖子发现你,我忘了是不是你。
但是的确有出现你的名字。

直呼同妻是猪女,并不可被同情。
在此我只是求证一下,如果不是在此说抱歉 那些说同妻是猪女的人跟那些自大的人渣有什么区别?
本来同妻的立场就很可怜了。
她们的遭遇本来一生都不该出现的。
况且在同妻中腐女的只占少数,那么多好女孩躺枪,还要被别人是猪女?
对此我真想说呵呵。 拿起法律武器,向骗婚的基佬宣战。 本文对性多元化的开放态度很有借鉴意义。有一点愿与大家探讨:“正如王浩所说,同性恋群体和女性群体“共同的敌人是对性的纯洁主义态度”,是对女人的压抑。” 对性的纯洁态度的道德层面如果需要更加提升与开放的话,那么物质层面却会遇到诸如hiv类的尴尬境遇,如果一位双性恋者或同性恋者因为婚外性行为将hiv感染给妻子,那么这种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层面的干涉。因为同性间的性行为是hiv发病率最大的!性的多元怎样保持一个彼此尊重的度呢? 我喜欢这篇文章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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